全方位流动成为现代社会常态

 

　　现代社会的主题之一是关于流动的，流动性构成了现代社会得以存在、运行与发展的活力所在，成为现代人生存的基本事实之最准确的描述。社会学家厄里认为现代社会正从“社会性的社会”转变为“流动性的社会”。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火车成为最富有现代性的标志，到20世纪30年代汽车和飞机开始成为人们日常流动的工具，个体的流动性和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开始不断加快，地域空间关系得以重组。如今，“地球村”“时空压缩”这样耳熟能详的词汇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真切感受。大量统计数据也印证了上述写照，如联合国《2017年国际移民报告》显示，全球国际移民总数达2.58亿，从1990年到2017年，全球移民数量增长了1亿（69%），深刻地呈现了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2006年所描述的“迁徙新时代”图景。旅游业统计数据同样能够反映这一事实：2018年，全球国际旅游到访人数（过夜游客）达到14亿人次。

 

　　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的体现同样丰富而深刻。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展，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通信技术的提高，即使地处内陆的偏远地区也早已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春运”往往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在短短40天内完成。人们在“返乡”和“出行”的春运路上以“中国式的团圆与狂欢”庆祝春节。以“春运”为代表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当下中国社会乡土观念、资源配置、城乡二元结构、半城镇化、旅游消费等诸多现实因素的综合反映。

 

　　现代社会流动不居的现实并非单向度的，而是多元多向的全方位流动、扩展与传播。正如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描绘的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族群、技术、金融、观念和媒体流动共存的“五种流动景观”。现代社会中更加深刻的人类流动，超越了为满足生计所进行的遵循自然节律的移动和迁移，成为与多种流动要素相伴的全方位流动。在前流动社会，代表着流动的“游牧”被认为是野蛮和低等的生活方式，而代表着稳固的“定居”才是人类生存的正道。而如今，空间和地域的界限被打破，流动的速度和能力已经成为主导世界的要素。定居的生活方式，未来可能成为鲍曼所说的“新穷人”困境。在这样的时代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开始转向流动的状态——从“定居”走向“移居”，而旅游流动正适应了这样的转变。

 

　　旅游流动的系统性与多元化

 

　　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流动形态，是人类众多流动模式中的一种。然而，旅游活动是极具延展性的时空行为，丰富的旅游类型涵盖了人类流动性谱系中的多个方面，其内涵和意义对现代人而言尤为重要。中国旅游业已成为国际旅游大舞台上异常活跃的主导力量。在强大的旅游业发展导向下，旅游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卷入与旅游相关的生产和消费中；旅游的发展也在推动着社会要素的广泛流动，城乡迁移、主客互动、文化交往等在客源地和目的地均愈发突出。因此，旅游流动是旅游者个体的流动，而更重要的是与之相随的各种流动性资源、要素等所构成的流动性系统，及其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关系、资本及其经济关系的流动。以“全方位流动”和“系统流动”的思想深化旅游研究，对于形成更加合理的旅游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流动性社会背景下，旅游流动也呈现日趋多样化的特征。人们因快速流动的社会而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旅游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流动性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旅游不仅仅是作为和通勤或移民一样的社会流动方式，更重要的是，不同方式的旅游促成了多元的流动，而不同方式的流动也促成了多样化的旅游，旅游与其他形式的流动相互塑造。不同的旅游流动方式往往基于不同的动机，也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和意义。旅游流动方式的多元化体现在相互交叉又各有不同的维度。个体流动性的增强是对时空的跨越，因此从时空维度来讲，既有以休闲和娱乐为目的的“短暂性流动”，也有长期旅行（如藏漂、修学旅游）或季节性旅游，旅游流动的类型和活动多种多样。而从个体流动的物质支撑性要素来看，交通方式的多样化选择塑造了不同的旅游流动类型，如背包徒步、自行车旅行、自驾旅行、火车旅行、飞机旅行乃至未来的太空旅行等。从个体流动的社会性来看，旅游流动不仅为目的地社会居民提供生计方式，也为其提供社会阶层和职业流动的通道。在更宏观的层面，旅游流动还为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发展路径，这一特殊路径使其不再处于一般现代化的低级序列上，其自然的生态、原真的文化等使其在地方分层中拥有较高的动员能力。由此，旅游流动在时间、空间乃至社会性维度上得以拓展。

 

　　旅游与日常生活的边界模糊化

 

　　身处流动性社会，需要认识到旅游在人们的整体流动性实践中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认识到旅游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这涉及流动性社会隐含着的对旅游传统认知的挑战或观念更新。

 

　　栖居与旅行、家与非家之间的二元对立被拆解、破除，两种状态之间表现出连续性和复杂性的互动。寓居不再依附于一个根植性的家的空间，寓居是一种追求和状态，可以发生在移动的过程中。家不限于一个固定、静态的点，家还能够表现出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栖居与旅行复杂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成一种寓居于世的状态。西方社会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新游牧主义”现象，他们没有固定的居住地，而是从一个地方永久性地移居到另一个地方，类似于学者描述的“生活方式旅行者”。

 

　　不同流动性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引起旅游流动与其他流动性的去差异化。有学者甚至提出“旅游的终结”的命题。随着晚期现代过程削弱不同领域的传统边界，旅游流动与其他流动性的去分化也逐渐明显。从旅游情境与日常生活对立的角度来看，基于“日常—假期”二元表达被视为与西方“世俗—神圣”的二元对立同源同宗，而随着旅游活动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日益普遍，两者的差异和对立日渐模糊，旅游甚至不再包含特定地点和停留时间的限定。因此，旅游语境中的“非凡气氛”因“去异域情调”而被削弱。与之相应的，日常生活实践也贯穿于旅游活动之中。与此同时，“东道主与游客”等类似二元对立概念也受到新的挑战。“主客关系”是所有旅游系统中社会关系的基石，然而在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像丽江等成熟目的地的“东道主”经常是作为“客人”，而外来从事旅游行业的人则经常担任“东道主”的角色。

 

　　流动性社会中，旅游流动并非单一要素或单一面向、单一方向的流动，而是多要素网状的系统性流动。旅游已经成为许多人流动生活的中心，旅游的实践和意义更加丰富，某种程度上旅游就是流动社会的直接表征和推动力，旅游流动既揭示和表征了现代社会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也为旅游研究者认识和理解整个社会提供了绝好的视角。随着社会科学的流动转向，旅游研究也将呈现出新的特征，应该更广泛地与社会科学相关，旅游不应再被视为边缘的社会事项，而将被从社会科学的边缘拉回到社会经济文化更为中心的位置。